安锁堂在府谷
——“学习身边标杆、实现追赶超越”系列报道之五



他不是府谷人,却对府谷这片土地深怀热爱之情;他偏爱历史研究,在府谷的黄土地上发现了有可能改写华夏文明起源史的寨山石城遗址群;他潜心文学,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18万多字的游记散文,记录和宣传了府谷的山水人情;他几乎走遍了府谷所有的乡镇,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安”。
安锁堂今年62岁,子洲县人,热爱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是榆林市知名学者、作家、地方文化专家。采访过程中,安先生告诉记者,他从2012年退居二线后即与府谷结缘,府谷地大物博,资源富集,人文历史丰厚,地理优势凸显,特别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战争文化、游牧文化、西口文化、二人台文化等各种文化元素集于一县,色彩斑斓;这些文化的交融犹如一座座蒙面的宝藏吸引着他来探寻、挖掘,从此一直与府谷这片土地续缘。出于自己的专业喜好,几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府谷县所有的乡镇,行走在府谷大地山水之间,带着当地老百姓疑惑的传说去探索、去解密;带着史志记载的历史掌故去探寻、去挖掘,每到一处都会有一些新奇的发现。
不断探寻,终获重大发现
不断探寻,寻根问底,是安锁堂做学问搞研究的基本思路。他发表的关于府谷的散文中,就有《探寻火峡记》《探寻狮子城》《寻奇探幽瓷窑沟》《奇哉,大石堡》等篇目,都是他深入实地探寻所得,言人之所未言。继2015年11月份,一则《府谷寨山发现大型龙山文化石城遗址》的消息在全国文物界引起震动,考古发掘寨山石城遗址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后,2016年10月份一则《榆林府谷发现三座远古石城遗址》的消息相继曝出,再次引起轰动。
2015年10月13日,安锁堂先生在府谷县田家寨镇寨山村采风中发现多处已被黄土淹埋却看出端倪的瓦砾石堆,特别是在坍塌及被雨水冲断形成沟壑处有石垒城墙,他便沿着石梁边走边观察。“当手腕上的计步器步数显示为17000余步的时候我发现石梁延绵不断,有的地方出现沟壑,但看出沟壑对面有石墙,可以说是‘形断意不断’。当时顺势在一处被土淹埋的石梁处刨了一会儿,下面露出齐齐的城墙。”安先生回忆说,当时还发现有几处“凸”出的地方,状似古城“马面”,刨几下,便显现出齐整石垒城墙,根据长期的文史知识积累,他断定其是“马面”无疑。为了确切起见,第二天他再次登上寨山进行了仔细考察,当确定这里掩埋在黄土之下的是一座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远古大型石城遗址后,当即将此重大发现上报镇县两级政府。政府及时协调并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一行5人来寨山实地勘察,省考古队认为:府谷寨山石城遗址是继神木石峁遗址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应同石峁遗址放到同一高度来看待和研究。
“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遗址不仅仅只有这一处,应将视野放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探索。说不定这一发现将会改写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史,并将中国的城市建设、军事防御历史大大向前推动,有的可填补历史空白。”安锁堂说,陕北一带历史上一直被称为蛮夷之地,但是这一发现或许就可以证明华夏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就在我们陕北大地,这也可以一改业界对陕北在历史上的评价,这对于陕北人来说也是一种荣耀。
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就此止步,而是越发感到惊喜和兴奋。从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月18日,65天时间里,安锁堂不畏严寒,爬山、下沟、勘测,在石马川流域内,发现了之前市县文物部门组织大型文物普查时未被发现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三处仰韶晚期、龙山早期的史前石城遗址群。省考古研究院有关专家几次实地研究勘察后,认为这一重大发现,要早于石峁遗址300多年,且面积大,随着考古发掘,有可能改写华夏文明起源史,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队有关专家于2016年7月2日正式进驻寨山进行考古发掘,初步认为:寨山石城是4500年前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发掘出的马面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史前石城“马面”,弥补了考古学上的一个空白。与此同时还发掘出来的4丈多深的大型墓葬是目前国内发现同一时期最大的墓葬;同时发掘出一批黑陶器、玉器、石斧、石刀、石镞等。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对寨山遗址群的发现感到非常震撼。
锲而不舍,探究府谷文化
“一些重大的历史发现不仅仅对考究历史很有价值,它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学者、游客前来考察参观,对于发展当地的旅游文化也大有益处。当地的经济好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就会随之改善。”安锁堂说,每一次的探究都会沉下心来反复去推敲,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发现和挖掘。
安锁堂先生在考察田家寨镇的历史、民俗文化时,还发现了庄果渠、田家寨、瓦窑条等三处疑似明代时期藏兵洞和一批先秦、汉代墓葬。田家寨寨子底下一孔废弃的土窑窑掌左角下有个小洞口,他冒险进洞考察,爬进去后,里面窑套窑,洞套洞,有一孔大土窑中四面又是窑洞,向前走一段,又是窑里有窑,洞中有洞,总长约5华里。提出这不是窨子而是明代的藏兵洞。这些疑似藏兵洞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边关军事设施有较大的价值,如果得到很好的开发,对开展乡村旅游也大有益处。
对于一些资料记载的历史,安锁堂先生常怀质疑的态度。在探寻石窑沟的时候安先生就提出了关于石窑沟藏传佛教石窟寺及宗喀巴大师雕像究竟建于何朝何代的质疑。
当时一些资料认为此石窟为元代蒙古人的遗留文物,但是安先生认为此寺始建于明代,为蒙古族所建。并在《石窑沟记奇》一文中,第一个提出并论证藏传佛教在陕西不仅仅是西安广仁寺唯一一处,而石窑沟石窟的石像就是明代石雕藏传佛宗喀巴等尊像,石壁上所刻藏文为“六字真言”,引起陕西宗教界及有关专家重视。在探索海则庙磁窑沟时,他对磁窑沟瓷器的生产、类别、起止、兴废进行了考证以及做出此为“宋元时期磁州窑系的一处重要遗址”等推论,这也引起了业界学者的研究兴趣。
对于府谷当地历史文化的考证研究,安锁堂先生一直没有停歇脚步,在他看来,府谷史前文明特别丰富,特别是一些历史遗存及文物破坏较少,所以很有研究、保护、开发价值。但是在府谷文化探索的几年里,他一直没有发现府谷关于唐代的遗物与遗迹,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但是宋、元、明、清的遗迹又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他心中一直藏有的一种疑惑。他准备继续与当地的文人、文物研究人员一同探索,解开自己心中的这个疑惑。
不遗余力,传播府谷文化
安锁堂先生学识渊博、又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每走一处,所见、所闻、所感都会记录在册。特别是在与府谷续缘的几年里,他在报刊上发表了18万字的散文游记(《府谷记行》收入15万字),为府谷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府谷县前任县长辛耀峰在为《府谷记行》写序时,对于安锁堂先生的文章有“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的评价。
在还原历史的探索考证中每有疑惑,安锁堂先生都要不厌其烦地去实地,反复论证、采访、核实、了解。“有时候为了弄清楚一些历史事实,更加真实的还原历史,当地一些年长的老百姓的阐述有可能就是重要的线索。府谷的老百姓特别的善良、质朴,有时候多次冒昧去打扰他们,他们不但不回避,反而很热情。在府谷老百姓的身上就能看到‘府谷精神’中的‘宽厚’的一面。”安先生说,大多时候探索一个历史事件都要约一些知晓当地人文历史的老者和文化人一起随行。几年的府谷之行也让他和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安锁堂先生所创作的的一些文章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高寒岭,那一片原始森林》一文,就是关于高寒岭的第一篇文章。
此文发表后,引起县、镇两级重视,规划建设高寒岭,通过3年打造,建成了全国首个人文森林公园。《沙梁古碑考》一文,被专家学者认为为研究走西口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对于西口文化中关于黑界地的文化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未有过深入探索和专著,在安锁堂先生看来这部分文化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目前对于这部分文化的探究,他已经积攒了4万多的文字,这对于后人研究西口文化有着非常好的参考价值。此外,宋代麟府五寨的建宁寨、中堠寨,神木县志里说是属于神木境内的某某地,安锁堂先生几次实地考察,从古寨的城郭建筑、出土的宋代瓷器(片)、钱币、石炮等入手,并根据宋欧阳修当年所绘麟府五寨图各寨之间的距离、走向以及同当地学者交流,搞清了建宁古寨就是田家寨的张石畔古城,中堠寨是田家寨杨家湾古城,从而还原了历史。
在问及安先生如何看待文学、考古学、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他说,自己热爱这三门学科。也正是对这三门学科的潜心学习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历史学和考古学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路和想象的空间,文学又为考察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文字积累和记录,三者相得益彰。
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几年来为府谷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贡献谈不上,反而是府谷老百姓的热诚和当地党委政府对待人才的态度让他深受感动,“我是一个外乡人,但是府谷干部和当地老百姓没有把我当外人,特别是当地的同行们都能以一种包容和共享的态度接纳我帮助我,这些力量为我研究历史,探索发现、行文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精神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安先生如是说。